我说过最傲慢的话莫过于此：我希望这世界上有一个坚固的理由，可以使你不要那么轻易地舍弃自己。如果没有任何事物足以成为那个理由，便由我来充作。

这难道不是人类可以说出的最傲慢的话吗？比永生的愿望更狂妄，比建筑巴别塔更可笑。我不是为了通往上帝的城而造阶梯，也不是为了逃过地狱而不愿长眠。我的心太小了，从来盛不下任何宏大的关于人类命运的愿景。这样有限的心却因为同样有限的你而生出成为无限的愿望——如果我是无限的第一因，是否可令你安放自身的存在？

神听到我这样僭越的念头，便赐下虚无，叫他成为你的邻人。你跟虚无走的那一天，没有回头望我一眼。于是我懂得了我的傲慢。

Zeitlose Momente

不敢看着人的眼睛说话，可能就是一个人的眼睛包含了这个人全部的历史，这时常让我觉得难以承受。这个世界的分辨率太高了，虽然没有更多了但是还是太多。

在没有广场可以雄辩的年月，wb经常承担着匆匆打个照面的接头庇护所功能。时常看到IP在欧美日的朋友心有戚戚的讲述，哪一年去了港，哪一年仍觉惶惶，于是走得更远。

人是最坚韧的，真的有人押上一切，选择了自己的生活。

时常觉得，让普通人保持极高的思想警觉，本身就是一种persecution，因为普通人本身可以更丝滑地过自己的生活。有些东西没有真正降临，光悬在吊灯上，就可以隔空磨损你。

现在它只是更近了一些，让更多人感觉到了刀锋的寒意。

Will this end? Will we eventually have automated everything? Discovered everything? Invented everything? At some level, we now know that the answer is a resounding no. Because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phenomenon of computational irreducibility is that there’ll always be more computations to do—that can’t in the end be reduced by any finite amount of automation, discovery or invention.

我不想因为给邵艺辉发声，而把“伤害女人最严重的还是女人”挂在嘴上。尽管我理解这种愤懑，但是如果以此同态复仇，等于把刀子再对回到女人身上（是的，这就是那些党同伐异的辱女姐喜欢做的事）。我尤其会警惕男性博主发表此类言论，因为不希望他们把邵艺辉树立为进步楷模，成为另一群女性的对立面（即使她们是品客“女权”，即使她们是披着女权皮的踩组用户）。

就像 @箱子这样说的，该持续质问的是性别不公，而不是有的女性为什么这么差。吴柳芳的困境、邵艺辉被围猎、品客女权所形成的舆论氛围，分别涉及到不同的问题：涉及到体育体制和运动员待遇，然后是以女运动员为例、当下女性的求职环境，以及公民对此的认知。而当意见出现分歧，又形成了怎样程度的对立？这种对立的根源来自何方？贯穿其中的性别不公……这些是一层又一层的畸形，不要缩小成女性内部的畸形。

我们不断受到他人的影响（比如语言风格），却并没有失去自己。这归功于灵魂，它使被动变得主动，并在所有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中打上自己的印记（这意味着灵魂是真正的生产主体）。否则，我们就无异于机器。灵魂是统一性的独特印记，是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秘密签名。只有敏锐的鉴赏家，才会透过其产物捕捉一个人的灵魂。或者说，所谓鉴赏，无非是捕捉灵魂的活动。

为“向下自由”辩护

我在《“新女德”与性别平等运动中的“爹味”》一文中曾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爹味”（即干涉个人自由的权威主义），那个分析在这里仍然是适用的。简单来说，我认为“反对向下自由论”按其论述逻辑，不外乎呈现如下三种权威主义：

1 .家长制权威主义；
2. 完善论权威主义；
3. 在非理想条件下，为实现某种正义目的的“实用主义的权威主义”（上面那篇文章主要剖析了这种论述）。我后来又觉得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式的权威主义。
家长制权威主义的要害在于对“弱能动性”（weak agency）的强调。比如，为干涉女性穿衣自由，有人会这样来论述：女性是这个性别不平等结构下的产物，女性的很多意识都是被男权社会塑造的，因此很多女性没有充分的或真正的自主性，她们的自我表达或明或暗都是为了迎合男权的品味，也就是说缺乏“本真性”。从这个前提出发，那么对穿衣自由的干涉就能以“为你好”（因为你不知道你真正要什么）的名义来进行了。此所谓家长制权威主义。

完善论权威主义的要害在于对“低俗目的”（low ends）的强调。与家长制权威主义不同，完善论权威主义不需要去贬低被干涉对象的能动性。它完全可以假设被干涉对象具有充分或真正的自主性，但它会很鄙夷地指出：“你就用自由来干这个？”或者说：“你有自由，没错，但对于我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自由（我们是谁？）你却用来做这么 low 的事，你良心不会痛？”因此一种干涉女性穿衣或化妆自由的论述是指出，至少有些衣饰或妆容是非常 low（按谁的标准？）的，女性应该“善用”自由，追求更卓越、伟大的目的。此所谓完善论权威主义。

【有读者也许会质疑，家长制权威主义的逻辑会不会最后必然坍塌为完善论权威主义的逻辑？我认为不会。家长制的“为你好”可以诉诸、但并不依赖 high-low end 的逻辑，因为家长制也可以在否认价值 high-low 排序的情况下指出：a 和 b 是一样好的，但你真正想要不是 a（虽然你选了 a），而是 b，所以听我的选 b。】

道德绑架式的权威主义的要害在于对“有罪共谋”（culpable complicity）的强调。这种权威主义论述不贬低或否定个人的能动性，它也不是从 high-low end...

“新女德”与性别平等运动中的”爹味”

从道德原则上说，追求性别平等需要我们（男女一起）摆脱原先以角色义务为本位的”旧女德”，包括摆脱传统的”子宫道德”（i.e.，女性的天职就是生育），转而接受将能动者置于中心、以权利为本位的道德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与微博上”道德是用来规范自己而不是规范别人”的流行意见相反，道德当然是用来规范别人的。比如，以权利为本位的道德之所以规范别人，因为你的权利（如果它们有任何用的话）恰恰意味着他人的行动受到了限制（i.e.，他人不能干涉你权利范围内的选择）。

从权利为本位的道德观看，这些天微博上讨论的那种看似带有完善论（perfectionism）意味的”子宫道德”（i.e.，女性有不生育的自由，但如果想生育就必须找更优秀的男性一起完成）显然误入歧途，因为这种”新女德”会严重限缩女性自由施展其能动性的空间。更为一般地，以权利为本位的道德观高度警惕（通常是坚决反对）各种完善论道德观，无论后者对”完美”、“卓越”、“伟大”作如何说明，因为完善论自带的”价值排序”如果融入到（对他人的）道德要求中，那这些排序就为干涉他人的自由选择提供了看似正当的理由（i.e.，“你这样做不够好，那样才对”）。完善论更适合作为一种伦理观或”美好生活观”（a conception of the good life），它应该用来规范自己（“逼迫”自己更卓越），而不是规范别人（逼迫别人更卓越）。【这一段其实就是对”正当先于善”的一个最常见解释】

以上我根据以权利为本位的道德观批判了当下微博上讨论的”子宫道德”（这个批判的角度也适用于其他针对女性的”新女德”，比如要求其不要结婚）。这里我也顺带界定一下文本标题中的”爹味”。此处”爹味”是指干涉其他个人能动性的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它不是政治学中用来描述某种政体的 authoritarianism），其干涉的理由可能是：

a. 为了被干涉者自身的利益或福利（这种权威主义就是家长制，paternalism）；
b. 为了追求卓越或伟大（完善论权威主义）；
c....

不太同意这两个判断：

[1]"观念水位的上涨"，以及

[2]相应地邵导点赞是一个有错 （即没跟上"水位"的上涨）但需要被宽容（毕竟不是神的）行为。观念只是在不断激进化，诸如对"向下自由"的批判完全抹杀现实中很多女性的能动性，于是某些左翼女权话语最后蹊跷地和保守主义完成了对女性自由的绞杀。

上一条最后少了"合谋"两字（即……和保守主义"合谋"完成对女性自由的绞杀）。另外，一旦接受某些激进的女权观念，呼吁保护勇敢是没有用的，因为批评者首先看到的是邵导的"背叛"，而在这个定性之下，她很多发声的勇敢完全可以被"动机论"消解（eg，还不是为了吃女权红利）。

从前有人同我说："即使从世俗谛的角度而言，你也足够独特。"我心想，如何独特呢？无量无边恒河沙，每一粒沙都是同样的不重要。后来我意识到，是沙游经之路决定了它的独特。人当然不独特，记忆、痕迹、历史才是独特的，或者说，聚合它的因果是独特的。

网络癌症一期是知识分子离开导致人文素养骤降至零，这是文化表层；二期是人民挣脱了本就纤弱的理性羁绊，民粹兴起，这是文化深层；三期是伴随身份政治兴起，千百种怨恨被唤醒，人跟人的客气就没必要了，撕下温文尔雅的假面，干就是了——这是决定性的一环，人性从此就薄弱了——这是生活层面；四期就是现在，正和博弈时代过去，零和博弈的基因觉醒，人们已经尝到了整人的乐趣并在暗自咂摸中上了瘾，任何事情都可以结束于整人，心理上开始不正常了，这是精神层面。民心所向已经这样了。《娱乐至死》说的其实不是娱乐有多么可怕，而是印刷文化及其认识论的消亡，必然带来黑暗的未来——这才是重点。如果人们不读书，不读有头有尾有脉络讲逻辑的文章，不在文字中锻炼心智，那么耐心是无从培养的，聪明是无从养成的，认识论——知识如何起源，认识如何诞生，观念如何在辨析中选择——就是可笑可悲的。人就变得愚蠢、武断、急躁、自私、邪恶。其实极其简单，人不读书，不一定就是野兽，人读过一些书之后就不再读了，也不一定向野兽的方向退化，山民可以有良能良知，庸人也可以敦厚守礼；但是在一个抛弃了且蔑视着书籍、知识的世界上，在一种短视频和算法的认识论中，总之在一个文化上倒反天罡的世界上，人不读书，就不可避免地会向野兽的方向退化。人们不以浅薄为耻，反以流俗为荣，愚蠢就会彼此复制，然而愚蠢不会停留于自身，一定导致野蛮和残忍。事实上过往的社会规则正在破碎，礼仪正在被抛弃，无论外国人说的"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还是古人言"不为已甚"，总之文明之礼，都极其轻易地堕落，今天的网络世界上的人们不仅体现可笑的认识论，而且无时不刻不表现着漫不经心的残忍。当然如果天下遍布野兽，率兽食人就是早晚的事。

Internet era are to be found not in altered neurons or empathy tests but in the small changes in mood, life, manners, feelings it creates—in the texture of the age.

This makes you think that what made television so evil back when it was evil was not its essence but its omnipresence. Once it is not everything, it can be merely something.

“刻奇”在我的理解里，即过剩的表达，用过剩去克服“无意义”，是一种“自造的、个人规模的宗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原点，年龄越大，文化原点就越不当下，臧否人物，不该是结果论地评判其人是否符合当下观念，而是看他依靠自己的品格，为了脱离文化原点，追求公正，已经走了多远。年轻人与潮流若合符节，时运而已，既非自身努力，也无关品格，凭据自身的符合潮流，傲然苛刻地指责非其族类，小人而已矣。

经验，知识，阅读都并不必然通向智识、心性、品德，更与审美、创作、文学没有必然的关系，一个人怎样成为一个人，而不是别人，真的是无数偶然的必然。

迷人的复杂通常呈现为一种简洁。接触到两种很简单的人——
一种是天生行李就很少，除了自己几乎不背负任何人和事，随时准备远行。走过那么多地方，自然也与人发生许多关联——但最终都是隔海相望遥遥举杯的情谊。无数的足迹与丝线，但连上一个地方的灰都不沾在身上。
一种是凭直觉做事，但做得行云流水，再复杂的境况也能凭直觉抽出线索。这种表面上的直觉实际上是多年经验的内化和沉积。就像你问马洛里为什么要攀登珠峰，他会说因为山就在那里。你问这种人，为什么要这样解决某件事，他会说因为事件就是那么呈现的。

在所有统计学的概念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概念还是马尔可夫链。每次给学生讲马尔可夫链的性质的时候，我很喜欢说的一句话便是，马尔可夫链的一个美妙的性质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给定当下，未来与过去无关」。对于一个随机游走的过程是如此，对于你的人生也是如此。一旦踏定了当下，只考虑未来，那么便不要再用过去的遗憾与错误惩罚自己。对于未来每时每刻的你，期盼你能够获得一个全新的状态。

前两年也提过几次，我当年之所以下定决心从经济学转向统计学，除了觉得经济学如今在搞的天书般的范式是我根本不理解的领域，另一大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统计学本身是一门非常优雅的学科。我喜欢随机游走，随机森林，马尔可夫链之类的概念，喜欢贝叶斯用来更新知识的过程，我喜欢这样的随机性，认为这个世界可以被看作成为一个巨大的概率空间。人类的词句与绘画遵从某种看不见的概率分布，可以被概率空间观测。任何人的相遇从概率的角度看都是一件概率极小的事，所以更值得珍惜。

A book is a dehydrated voice.

与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建立有意义的关系，要花时间，要慢慢来。门罗的作品要求你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重读——几年，几十年——直到你跟她小说的关系，变成你跟生活本身关系的一部分。

我第一次读门罗的小说时，将近三十岁。这些年来我重新审视她的作品，跟我常年频繁重读的一些作家形成鲜明对比，后一类，如特雷弗和托尔斯泰，是生活里固定不变的一部分。但门罗情况不同。对我来说，没在读她的那些时间，跟我沉浸在她小说中的时间一样重要。

生活滚滚向前，变化无端：婚姻，换工作，生小孩，养育小孩，孩子们从柔弱婴儿变成思想深刻、难以沟通的少年，时隔六年，先后失去他们，现在我在哀悼他们。在生命的每个关键时刻，我都会重读门罗，她小说里的人物也深陷大大小小的灾祸之中，忍受着可察觉与难以察觉的干扰。
我每次读她关注的是什么？不是发生在这个那个角色身上的事件，而是生活的质地：火车，汽车，天气，季节，林中或溪边的小路，似乎无意义的孩子的手势、母亲的思绪，日子，岁月，以及离别，有些离别比其他的更长久。

2022年夏天的一次家庭假期，在日内瓦湖边，我最后一次读门罗。每天早晨我到湖边散步，坐下来读《我年轻时的朋友》。那时我刚失去一个儿子，不知道人生接下来会怎样。我清楚记得，我给这段文字画线时一对天鹅悠然走过身边：
“因为她没有以为针钩玫瑰会飘浮起来，或者墓碑会在街上飞奔。她没有把幻觉当成现实，也没有把任何东西当成现实，所以她知道自己是清醒的。”
今天重读这一段，我不能说我比当时更清醒，因为那天我也很清醒。只是我在人生中走得更远了，对所谓的现实有了更新的认知。

我年轻的时候，作家圈里流行一句关于写长篇和写短篇的笑谈：长篇像婚姻，短篇像恋爱。我不知道这说法是谁提出的，但它大错特错了。对读者和作者来说，长篇小说是一种逃离。从这种意义上说，长篇才像恋爱——爱意萌生，恋情终结，然后作家继续写下一部小说，读者继续去找下一部能让自己沉浸其中的小说。

而短篇小说，至少是门罗在她40多年职业生涯中所写的那种，不仅像恋爱，也不仅像婚姻，它们就是生活本身。
重读门罗，有其门槛——它要求读者不回避生活，而它也会予以回报，我相信门罗的读者们都有此感。

人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何分配整理自己的欲望。就像整理我们的厨房或卧室一般。

低层级的就是焦虑的想占有一切。中层级的是井井有条。高层级的是简朴、奢侈、自由。